袁隆平，你害苦了中国农民

2010年9月19日，有杂交水稻之父称誉的袁隆平先生宣布，他的‘超级水稻’实验成功，亩产首次突破900公斤。就在中国人奔走相告这一喜讯时，还是让我这个农民用我自己的切身体会来提醒提醒你们，不要乐极生悲。

在1990年以前，我家乡的水稻种植还是沿袭传统的播种育苗方式。基本上是从91年开始，大家喜欢上了杂交水稻种植，水稻育种也从过去的每亩25斤变成了每亩一、两斤，这一点，确实给乡亲们减轻了负担。

在第一年杂交水稻丰收时，水稻产量从原来的四五百斤一下子变成了七八百斤，整个村子都笑了，走到哪都能听见笑声。从此，袁隆平的名字被千家万户传颂，‘生子当如孙仲谋’，变成了望子成‘隆’。

可是，仅仅两年，情况就变了，原来很少生病生虫的庄稼开始大面积的生病生虫了，以前很少打农药的农民，现在人人背起农药桶与病虫害打起了持久战，这一战就是二十年，而且胜利遥遥无期。最重要的是入不敷出，以前很少施化肥的稻田也突然娇贵起来，化肥少上一点就会明显减产，而且是越施越多，粮食产量却相反，越来越少，投入与产出完全成反比。开始的时候，投入100元化肥农药，可以换来200元的回报，现在投入200元只能换回100的收入，因此，农民越来越不重视农业生产了。

暂且不说，二十年来粮食价格与CPI相比的原地踏步走，也不说二十年来农药化肥价格的鸡犬升天。简单的说说二十年农村环境的变化。二十年前，夏季插秧时节，白天，随处可见鱼戏浅水。如果口渴了，干渠里冷冽的水还可以无所顾忌的痛饮；夜晚，虫叫蛙鸣，劳累了一天的乡亲枕着大自然的美妙交响乐满足的睡去，第二天醒来，早已忘记了昨天的疲劳。

今天的农村，早已没有了莺飞草长，也没有了鸡鸭成群晚不收，牛欢马叫无人愁。田野的水沟里到处是黑的、白的农药瓶，风一刮绿的、红的盛过多菌灵装过生长素的塑料袋漫天飞舞，风中飘扬着一种酸不酸臭不臭的怪味，俨然一个垃圾场。这些，也许不是袁隆平一个人的错，但是谁错了呢？一味的增产增产，完全忘记了生态平衡的重要，在是不是一种短视？

知道猪肉价格为什么不断地飞涨吗？

就是因为现在的农村环境被严重污染，已经完全不适合养猪了。农药的残留不仅毒害了那些庄稼和草，也断了农村畜牧业的根。养鸡鸡生病，养猪猪死，农村的生态环境已经完全被人为地破坏掉。物以稀为贵，猪肉能便宜吗？

前一段时间我们还在新闻上看在中国山东承包田地的日本人，种地不打药，不上化肥，是日本人傻吗？

看看帮日本企业打工的农民怎么说？

日本公司建立了一个循环型农业模式图：用奶牛的粪做肥料，产出无公害高价农产品，农作物的秸秆做奶牛的饲料，再产出高品质的牛奶。他们的牛奶价格是中国国内的1.5倍，草莓120元一斤。那些打工仔还说：在其他地里摘下水果不敢直接吃，在那里没有这个担心。

看完日本人的种地方式，我们再看看那些科学技术先进的经济发达国家是怎么面对农业的。

在1972年，国际有机农业联盟会（IFOAM）在法国成立；

1975年，英国成立了国际生物农业研究生；

日本1971年就成立了有机农业研究会，1985年又成立了自然农法国际研究中心；

1976年，美国也出台了有机农业法。

他们共同的主张都是反对石油农业，反对在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使用化肥、农药、化学除草剂、饲料添加剂等化学产品。

这些不都是我们过去的传家宝吗？

有人说，超级水稻不是转基因，不是转基因是什么？杂交水稻难道不是因为从根本上改变水稻的遗传基因下手的吗？没有农药、化肥，袁隆平的所谓‘超级水稻’还能高产、超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