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母猪总数，推动实行“母猪饲养配额制”
母猪数占存栏猪数的比例过高是造成猪价大起大落的重要原因。近年来，我国母猪数占存栏猪数的比例一直在9.4％以上（正常为8％左右，如低于8％，猪价有可能上升），这是造成猪价下跌的重要原因。国家应从宏观上控制母猪总数，对各省、县、区采用“指定配额，超额罚款”的方式（像欧盟对荷兰发展奶牛的控制一样），实行“养殖许可证”与“上岗资格证书”制度。
目前，要实行这个制度尚有许多困难，因为我国还没有“母猪养殖许可证”制度，农民养什么母猪，养多少，没有任何限制。《畜牧法》第39条规定，只要“向所在地人民政府畜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取得畜禽标志代码”就可养猪。因此，要采用“指定配额，超额罚款”的方式，必须先有一定的配套措施。如鼓励各地养猪农民自愿组织起来，成立“养猪合作社”或“行业协会”，淘汰小的养猪农户。然后由政府给以“配额”，在政策上给以优惠，最后逐步实行“母猪饲养配额制”。这是国家实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鼓励有条件的大型畜牧龙头企业和“养猪合作社”拉长产业链，或实行强强联合
目前，我国真正实现“种、养、加、产、供、销”一体化经营的养猪生产联合企业极少。国家应在政策与资金上给予倾斜，鼓励有条件的大型农业龙头企业拉长产业链或实行强强联合，或与各种形式的“养猪合作社”或“行业协会”联合，向更大更紧密的方向发展，实行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有条件的“养猪协会”在联合多家养殖专业户的基础上，也可自己办一个中等规模的肉品加工厂（委托大的肉联厂代屠宰），年加工能力在1万头～3万头（日加工40头～80头）肉猪，生产冷却肉、小包装分割肉或加工熟制品。
建立新型的生猪养殖点和养殖区，实行全封闭饲养，防止猪病毒性传染病的蔓延
控制活猪（包括病猪与健康猪）的流动是所有传染病防治策略中的首要措施。改革活猪的流通体制，改活猪流通为猪肉流通，提倡“集中屠宰，就近屠宰”，减少或禁止活猪（除种猪外）流通。减少屠宰点，把全国的屠宰场从现有的3万多个再进一步减少。大力发展年屠宰50万头～100万头的中型屠宰场和年屠宰100万头以上的大型屠宰场。这是控制全国猪的主要传染病的最好方法，但实行起来有很多困难。在目前无法改革我国活猪流通体制的情况下，建立新型的生猪养殖点和养殖区，实行全封闭饲养，是防止猪病毒性传染病蔓延的另一有效方法。
“新型生猪养殖点”不同于近年提倡的“养殖小区”。旧的“养殖小区”的做法是把多家养猪专业户的猪圈集中在一个小区，虽然人畜分离了，但仍然各人养各人的猪。
“新型生猪养殖点”的做法是养殖点仍然离开农村居民点，但它是一个独立的封闭小院，一家饲养50头左右的母猪，2头公猪，自繁自养，年出栏1000头左右肉猪，全封闭饲养，活猪只出不进。在相隔1公里～2公里处或更远，再搞一个“生猪养殖点”，这样可防止相互交叉感染。如此多点分散，形成一个养殖区或专业村。若再加上沼气生产或肥料加工厂，则可实行生态循环。当然，养殖点的规模大小，应根据当地情况来决定。在条件较差的地区，一个养殖点的规模可小一些，如母猪养5头～10头，年出栏肉猪300头～200头。但必须做到养殖点是一个独立小院，不要与其他农户合在一起。如果只养肉猪则要坚持从一家健康的繁殖场进猪，不能从多家繁殖场进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