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济昌和他的高龄工友一样，从未想过自己和社会保障制度扯上关系。他也不在意这个，能让自己顺利打工，赚到现钱，就是最大的胜利。有媒体报道，有高龄农民工为了能干上活，甚至刻意将自己的头发染黑。
事实上，他们从没和这个城市真正相关。尽管通往市中心的公交车只需5元车费，王济昌却从没进城去看过：“看有啥用，啥都买不起，啥都带不走，咱跟人家上海没啥关系。”
下班之后，他们津津乐道的，是住在城里的儿女。
王济昌的儿子要在城里买房。“房价太贵了，作为家长我必须要支持一下他，不能让孩子怨我。”王济昌抱起一块砖，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我就想知道干到什么时候，才能安心养老
王济昌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纠结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他已经59岁了，甚至做完这份工作后，能不能再找到工作，还是一个问题。
他盘算着另一笔账：尽管自己在用工单位没有参保，但从60岁起，他每月可在老家领取70元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金。当然，前提是他的子女需要参保。保费分100~800元八个档次，多缴多得，缴费满15年后，可享受养老金。
这名高龄农民工清楚，等他干不动了，回到村子，每月70元，“不够给孙子买糖吃的”养老金，将是他全部的养老保障。他的一名工友也是如此。不过，这名工友打算让子女们停掉这笔“赔钱”的“买卖”：“现在物价涨得这么快，随便到超市买点东西都要二三百，15年后每月70块钱能干嘛？不如现钱花着实在。”
与王济昌的这名工友相反，一名高龄女工非常看重农保。得知多缴多得，她一度想每年交1000元，结果被乡亲“一语惊醒梦中人”：“你要是活不到60岁，不是太亏了吗？”她想想有道理，就随大流选择了100元的最低档。
除了新农保，农民工还可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种以大病统筹为主的农民医疗互助共济制度在住院时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他们有小病不舍得去治，偶尔买“十几块一匣子”的药，实在烧得厉害才去小诊所挂个吊瓶。
“感冒发烧吃啥药啊，那算病么，不理它自己就好了，咱农村人小时候生病谁吃过药？”建筑工地上的工友们讲究活得“自在”。一名农民工指着自己的“酒杯”——实际上是半个矿泉水瓶——对记者说：“我每天喝8两黄酒，解乏。”说完后一饮而尽。
保安老于烟酒不沾，“给自己攒养老钱”。他现在月工资2000元，和7名工友一起住在小区地下室。他从没想到自己会出来打40年工，“最早就是为了盖房子娶媳妇。” 站在小区门口，一身保安制服的老于堆起满脸的皱纹笑着。
那名女工笑说等到干不动的时候再“退休”，回家种地。现在“还有力气，还想干”。说着就动手收拾这一天在楼道里捡来的瓶子，然后一手提着一个黑色垃圾袋，走进了北京的大雨里。
苏媛还记得，有工友告诉她，不同阶段出于不同的原因留下来，盖房子、孩子读书、然后老人又生病了。“一不小心就过了20年。”那位工友对她感慨道。
“前面是迷茫的，高龄农民工几乎没有保障。”同济大学教授朱伟珏说。
另有学者认为，得益于“可逆的城市化”，农民工年轻的时候可以进城务工，年纪大了还可以回家务农，所以在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情况下，我国才没有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换言之，在建设了城市一辈子以后，高龄农民工们最终很可能不得不回归农村，依靠土地谋生。
王济昌及工友显然考虑不了那么多。他们最终还是选择回到老家，度过余生。 “国家的政策是好的，但是生活还是要自食其力，中国那么多人，政府怎么养得起。”他的一名工友说。
另一名工友则不满：“我就想知道干到什么时候，才能安心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