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父母双亡、流浪街头与被凌辱打骂的悲愤中生活多年，成年后还要经历发妻离去、朋友背叛、濒临死亡等诸多人生苦难。
他没有像“祁同伟”一样交出灵魂与恶魔做交易，而是选择回击苦难，渡人渡己。
如今，他身家近百亿，累计向社会捐款30亿，还差点买下0.3%的冰岛国土，昔日命如草芥的穷小子上了央视，对着年轻晚辈们只淡然一笑：“我的苦难，是我的财富”。
“吃百家饭”的孤儿
饥饿与屈辱贯穿童年少年
1972年的一天，16岁的少年诗人黄玉平来到黄河边，对着奔腾的河水怒吼。从那一天起，他发誓要像黄河水一样永远保持愤怒与不屈，自此改名“黄怒波”。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黄怒波的童年和少年时期，这句话是注解。
1956年，黄怒波生于甘肃兰州，后随父母迁至宁夏银川。2岁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性格刚烈的父亲不堪凌辱自杀了。
母亲拉扯着兄弟几个长大。清晨，母亲去拉土，锅里留下两个洋芋，但二哥总是抢先，他总是饿着;跟同学打架，别人家的哥哥爸爸先把他打一顿，回家妈妈再把他打一顿。
寒冬腊月，他手脚冻裂，鼻涕抹在袖子上又黑又亮，他笑称衣服硬得“刀枪不入”。
因为父亲的身份，班上谁丢了东西，老师总是第一个翻他的书包;同学们打队鼓，他总是好生羡慕，而从小不能戴红领巾，更是他童年最大的委屈。
13岁时，不幸再次降临他身上。母亲在值班时煤气中毒突然离世，他和兄弟们成了“吃百家饭”的孤儿。
饥饿贯穿他的童年和少年。饿到什么程度呢?
有一天在家门口，很脏的街道上竟有一节长麻花，我看了两天，终于决定把它捡起来吃，一咬，是小孩拉的粑粑，终身难忘。
多年后，已功成名就的他这样回忆。
小时候他最期待的就是邻居回家。邻居是个厨子，每星期回家都背来一袋吃剩的骨头，他们就像饿狼扑食一样，吮吸着骨头里的骨髓。有时骨头已经长蛆，就把蛆挑掉继续吃。
这些“残忍”的记忆，没有打垮他，反而让他逐渐拥有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震撼力量。
下乡当知青
仕途畅顺时妻子却选择离开
中学毕业后，他作为知青下乡到银川的通贵乡。别人眼中异常艰苦的环境，他却找到自由呼吸的新天地。在那里，他得以摆脱被人批斗的处境，摘掉“反革命狗崽子”的帽子。
他三更半夜爬起来套车,往田里运粪。后来被任命为大队会计，很快被评为先进。当初他怀着对人性的绝望来到通贵乡，没想到在这里获得许多温暖。
黄怒波下乡插队时期的老照片
有一次，他发高烧在床上躺了3天。一个好心的老乡冒着寒风雪，用板车将他拉到自己家中，整整照顾了他40天。在下乡期间，从小握紧的愤怒拳头渐渐松开，他看到了许多美好，也学会给予。
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读很多书并爱上写诗。“我有两个世界，一个是残忍的现实世界，一个是书本诗歌的梦幻世界。”
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在 1977年。彼时，宁夏派下仅有的一个北大招生名额，群众联名推荐了黄怒波，“因为有文化，会写诗，知青也干得不错，群众基础好。”
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进入中宣部，凭借勤勉和坚韧，他一路官运亨通，29岁就至正处级。
在官场如鱼得水之际，命运却再一次戏弄他。
妻子突然向他提出离婚，“我当时并不想离，因为我尝过没有父母的痛苦，我甚至要求妻子给孩子制造一个完整家庭的假象。”但最终，事情无法挽回，此后他又当爹又当妈，把孩子拉扯大。
父母早逝、前妻离去，一直是他心里的痛。万幸的是，下乡期间和北大求学时许多人给予的关怀，让他在经历众多苦难后，没有偏激走上社会的反面，而是逐渐形成自强、行善的独立人格。
扔掉公务员铁饭碗
下海却遭遇老友背叛
而比离婚更严重的是，他对安稳的仕途有了“危险”想法。
“当时再做下去，做局长做部长，但我怀疑自己受了那么苦，就是为了这份安逸吗?”一天读到契科夫的《小公务员之死》，这位年轻的诗人如当头一棒，他曾日夜听着贺兰山上的狼叫声入睡，骨子中的野性不会允许他安逸地过一生。
1996年，他毅然离开中宣部，成立中坤集团。中坤刚刚成立时，他给人印过名片、卖玩具、倒卖钢材，一直勉强维持。以前在国家机关工作时，人们毕恭毕敬，现在成了小企业主遭尽白眼，他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