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0：学生穿着白色实验服检查植物。瓦格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的教师和学生表示，知识是荷兰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那里半数的研究生都来自其他国家，而有些国家面临着反复出现的饥荒威胁
图11：瓦格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坐落于“食谷”，那里是荷兰农业科技版硅谷，是荷兰农业取得成功的关键。这所大学也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他们的创新方法。地图显示该大学在欧盟以外展开的研究项目，有些项目在多个国家或地区都很活跃。拉丁美洲：过渡区，热带森林正受到农业和其他土地利用方式的威胁，这个项目旨在找出管理农场和森林之间过渡地带的方法。肯尼亚：人工授精，小型乳品饲养者获取AI服务和高品质母牛的渠道有限，这个项目研究如何更好地访问以改善食品安全。哈萨克斯坦：蒲公英橡胶，橡胶工业导致亚洲大量森林砍伐，这个项目寻求从蒲公英的根中寻找天然橡胶。加纳：蔬菜生产，GhanaVeg项目的目标是发展可持续竞争的蔬菜市场，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需求。埃塞俄比亚：更好的土豆，对于根茎作物来说，这里的产量很低作物，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改善种子质量，并分析这种变化带来的经济后果。印度：大米创新，劳动密集型、低水位种植水稻最近几十年里产量不断增加，这个项目研究农业政策如何能进一步刺激创新。孟加拉国：水的质量，气候变化导致洪水爆发更频繁，这个项目研究水传播病原体的防治。中国：安全运输，从荷兰鹿特丹到重庆的新铁路经历季节性的极端寒冷和炎热，这个项目目的是确保沿途食品安全。印尼：景观恢复，森林正在被开发和发展农业而破坏，这个项目是通过公私合作优化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荷兰的农业技术非常先进，而大多数技术都取决于种子。而且，围绕农业未来的争论，也没有比荷兰的争议更激烈。其中最主要的是转基因生物的发展，从而产生更大、更抗害的作物。对它们的批评者来说，转基因生物将会引发“弗兰肯斯坦式的场景”，对活体实验充满了不确定性后果。
荷兰企业是种子行业的世界领导者，2016年出口额接近17亿美元。然而，他们没有销售转基因产品。KeyGene公司总裁Arjen van Tunen表示，在欧洲受到严格监管的转基因生物领域，研发新的种子品种可能需要花费1亿美元，耗时12到14年。相比之下，在未来5到10年里，在分子繁殖方面取得的最新成就有望带来显著的收益，其开发成本低至10万美元，而且很少超过100万美元。它是一万年前“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中东两河流域及附近)农民所用方法的改良。
另一个荷兰育种家Rijk Zwaan的销售目录中有超过25种蔬菜高产种子，许多蔬菜都能自然抵御主要害虫。海伦·博斯（Heleen Bos）负责该公司的有机账户和国际开发项目。她没有谈论这样的事实：Rijk Zwaan在温室中播下番茄种子，成本还不到0.5美元，但却可以产出70多公斤番茄。相反，她称全球依然有数亿人缺乏足够的食物，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图12：站在大型发电机旁的人。番茄种植者Jasper Oussoren检查了这台发电机，它可将天然气转化为电力以供照明。发电过程中的副产品——热量和二氧化碳都被捕获，并用于为温室供暖，并促进植物生长。
与“食谷”许多企业家那样，博斯曾在世界上许多最贫穷的国家的野外和城市工作过。在过去的30年里，她曾在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和孟加拉国工作，知道饥饿和毁灭性的饥荒都是真实存在的威胁。她说:“当然，我们无法立即实现在荷兰看到的那种超高科技农业模式，但我们很好地引入了可以带来巨大影响的中等技术解决方案。”她引入了相对廉价的塑料温室，与那些开放农田相比，这些作物的产量增加了两倍，而且更不容易受到害虫和干旱的影响。
自2008年以来，Rijk Zwaan就在坦桑尼亚马扎罗山附近50英亩的试验田中展开了一项育种项目。这些种子被送到荷兰进行质量控制测试，提高种子发芽率、纯度和对病虫害的抵抗力。在肯尼亚、秘鲁和危地马拉，相关合作项目也在进行中。博斯说:“我们试图为这些国家开发符合其特定环境的种子。”但她强调，起点并不是那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它注定要以外国援助项目的形式进行。她说:“我们与小种植者们进行了持续的、非常重要的对话，内容包括他们的需要、所面临的天气、土壤条件以及成本等。”
图13：许多人在工厂里包装产品。荷兰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食品出口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像Greenpack这样的现代加工公司，它们连续不断地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运送到世界各地的市场。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其他国家生产的，大量运往荷兰鹿特丹港，包装后通过空运、铁路和海运进入市场。
对有些荷兰研究人员来说，担心人们受到饥饿威胁部分来自于该国自身所受过的创伤：荷兰是最后一个遭受严重饥荒的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在德国占领的土地上，有近2万人死于饥荒。几十年后，在瓦格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和食品安全名誉教授Rudy Rabbinge的帮助下，该校对教师、学生以及课程中做出了广泛的改变，使学校变成了他所称的“世界性大学，而不仅仅是荷兰人的大学”。如今，在这所大学的学术和研究活动中，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贫穷国家面临的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