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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只有中国1/250的荷兰农业技术先进的可怕,全世界都惊讶!

时间:2018-08-27 | 来源:

国土只有中国1/250的荷兰农业技术先进的可怕,全世界都惊讶!

图10:学生穿着白色实验服检查植物。瓦格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的教师和学生表示,知识是荷兰最有价值的出口产品,那里半数的研究生都来自其他国家,而有些国家面临着反复出现的饥荒威胁

国土只有中国1/250的荷兰农业技术先进的可怕,全世界都惊讶!

图11:瓦格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坐落于“食谷”,那里是荷兰农业科技版硅谷,是荷兰农业取得成功的关键。这所大学也在全球范围内输出他们的创新方法。地图显示该大学在欧盟以外展开的研究项目,有些项目在多个国家或地区都很活跃。拉丁美洲:过渡区,热带森林正受到农业和其他土地利用方式的威胁,这个项目旨在找出管理农场和森林之间过渡地带的方法。肯尼亚:人工授精,小型乳品饲养者获取AI服务和高品质母牛的渠道有限,这个项目研究如何更好地访问以改善食品安全。哈萨克斯坦:蒲公英橡胶,橡胶工业导致亚洲大量森林砍伐,这个项目寻求从蒲公英的根中寻找天然橡胶。加纳:蔬菜生产,GhanaVeg项目的目标是发展可持续竞争的蔬菜市场,以满足不断增长的中产阶级的需求。埃塞俄比亚:更好的土豆,对于根茎作物来说,这里的产量很低作物,这个项目的目的是改善种子质量,并分析这种变化带来的经济后果。印度:大米创新,劳动密集型、低水位种植水稻最近几十年里产量不断增加,这个项目研究农业政策如何能进一步刺激创新。孟加拉国:水的质量,气候变化导致洪水爆发更频繁,这个项目研究水传播病原体的防治。中国:安全运输,从荷兰鹿特丹到重庆的新铁路经历季节性的极端寒冷和炎热,这个项目目的是确保沿途食品安全。印尼:景观恢复,森林正在被开发和发展农业而破坏,这个项目是通过公私合作优化可持续的商业模式。

荷兰的农业技术非常先进,而大多数技术都取决于种子。而且,围绕农业未来的争论,也没有比荷兰的争议更激烈。其中最主要的是转基因生物的发展,从而产生更大、更抗害的作物。对它们的批评者来说,转基因生物将会引发“弗兰肯斯坦式的场景”,对活体实验充满了不确定性后果。

荷兰企业是种子行业的世界领导者,2016年出口额接近17亿美元。然而,他们没有销售转基因产品。KeyGene公司总裁Arjen van Tunen表示,在欧洲受到严格监管的转基因生物领域,研发新的种子品种可能需要花费1亿美元,耗时12到14年。相比之下,在未来5到10年里,在分子繁殖方面取得的最新成就有望带来显著的收益,其开发成本低至10万美元,而且很少超过100万美元。它是一万年前“新月沃地”(Fertile Crescent,中东两河流域及附近)农民所用方法的改良。

另一个荷兰育种家Rijk Zwaan的销售目录中有超过25种蔬菜高产种子,许多蔬菜都能自然抵御主要害虫。海伦·博斯(Heleen Bos)负责该公司的有机账户和国际开发项目。她没有谈论这样的事实:Rijk Zwaan在温室中播下番茄种子,成本还不到0.5美元,但却可以产出70多公斤番茄。相反,她称全球依然有数亿人缺乏足够的食物,其中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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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站在大型发电机旁的人。番茄种植者Jasper Oussoren检查了这台发电机,它可将天然气转化为电力以供照明。发电过程中的副产品——热量和二氧化碳都被捕获,并用于为温室供暖,并促进植物生长。

与“食谷”许多企业家那样,博斯曾在世界上许多最贫穷的国家的野外和城市工作过。在过去的30年里,她曾在莫桑比克、尼加拉瓜和孟加拉国工作,知道饥饿和毁灭性的饥荒都是真实存在的威胁。她说:“当然,我们无法立即实现在荷兰看到的那种超高科技农业模式,但我们很好地引入了可以带来巨大影响的中等技术解决方案。”她引入了相对廉价的塑料温室,与那些开放农田相比,这些作物的产量增加了两倍,而且更不容易受到害虫和干旱的影响。

自2008年以来,Rijk Zwaan就在坦桑尼亚马扎罗山附近50英亩的试验田中展开了一项育种项目。这些种子被送到荷兰进行质量控制测试,提高种子发芽率、纯度和对病虫害的抵抗力。在肯尼亚、秘鲁和危地马拉,相关合作项目也在进行中。博斯说:“我们试图为这些国家开发符合其特定环境的种子。”但她强调,起点并不是那种自上而下的方法,它注定要以外国援助项目的形式进行。她说:“我们与小种植者们进行了持续的、非常重要的对话,内容包括他们的需要、所面临的天气、土壤条件以及成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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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许多人在工厂里包装产品。荷兰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食品出口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像Greenpack这样的现代加工公司,它们连续不断地将新鲜的水果和蔬菜运送到世界各地的市场。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其他国家生产的,大量运往荷兰鹿特丹港,包装后通过空运、铁路和海运进入市场。

对有些荷兰研究人员来说,担心人们受到饥饿威胁部分来自于该国自身所受过的创伤:荷兰是最后一个遭受严重饥荒的西方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在德国占领的土地上,有近2万人死于饥荒。几十年后,在瓦格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的可持续发展和食品安全名誉教授Rudy Rabbinge的帮助下,该校对教师、学生以及课程中做出了广泛的改变,使学校变成了他所称的“世界性大学,而不仅仅是荷兰人的大学”。如今,在这所大学的学术和研究活动中,很大一部分都集中在贫穷国家面临的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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