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有45%的研究生（包括将近2/3博士生）都是外国留学生，他们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中国人和印尼人为首的亚洲人，数量几乎超过了几乎所有非荷兰留学生的总和。在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农业部门，许多瓦格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的校友担任着高层。在学校的食堂里，我和该校几名最有前途的学生坐下来交流。这三人来自乌干达、尼泊尔和印尼，而且都是年轻女性。
图14：瓦格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下属世界土壤博物馆馆长的史蒂芬·曼特尔（Stephan Mantel），这个博物馆收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200个土壤样本，对于研究人员和土地使用管理人员来说，这些都是宝贵的资源。
当我问及她们如何来到这里的时候，莉亚（Leah Nandudu）称：“我在乌干达上学的时候，遇到了瓦格宁根的校友。她是表型（phenotyping）专家，主要对植物的特性和潜力进行详细描述。他鼓励我，非洲人也可以做这些事情。她代表着未来，那里也是我们需要前往的地方。”这次会面最终使莉亚获得了瓦格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的奖学金。她的父亲拥有自己的农场，分种咖啡和香蕉。母亲在一所小学教英语，并在农场帮忙。她说：“今天，我们面临着所有农民面临的问题，而且更糟糕，尤其是气候变化带来的后果。”
普拉格雅（Pragya Shrestha）在尼泊尔农村长大，那里有些地区多年来始终依赖农药和化肥。到目前为止，更健全、更可持续性的方法几乎没有取得进展。她说“这是一个政治问题。她说。由于缺乏公共资金，新的耕作方法无法实施。这也是一个人口问题，将土地分割成越来越小的地块，导致效率低下，浪费人力，而且收入也更少。”
图15：威斯兰德的农民很少担心天气，那里80%的耕地都在温室里。该地区占荷兰园艺生产的近一半
蕾娜（Renna Eliana Warjoto）来自印度尼西亚第三大城市万隆。她说：“人们不信任那些来自国外的想法，农民已经习惯了他们的生活和收入方式，他们很难相信事情会有所不同。”1944年至1945年，万隆所在的爪哇岛发生了一场致命饥荒，造成约240万人死亡。2005年，毁灭性的地区作物歉收困扰着印度尼西亚。由于干旱和重要进口商品的价格升高，尼泊尔农村地区的粮食供应周期性地出现短缺。2011年，非洲之角的饥荒影响了1300万人，而在2017年，160万乌干达人在没有国外快速援助的情况下，也陷入饥饿。
所有这些事件在当时都是不可想象的，但与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相比，它们就显得“小巫见大巫”。联合国数据显示，在三个非洲国家和也门红海的饥荒中，受饥荒威胁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2000万，而且正在不断上升。联合国紧急救援协调员史蒂芬·奥布莱恩（Stephen O’Brien）在3月警告说：“我们正面临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人道主义危机。”莉亚表示:“我们最困难的任务是改变本国人民面临危机的看法，以及我们必须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当我回国的时候，这就是我的工作。我们不能脱离现实。”
图16：海牙前工厂屋顶上的农场，它可以在自给自足的循环中提供蔬菜和鱼。鱼的排泄物可充当肥料，而这些植物可以过滤水。当地的餐馆自豪地提供蔬菜和“城市游泳者”
在瓦格宁根以南约6400公里处，位于东非大裂谷一个家族式豆场里，来自荷兰农业技术公司SoilCares的团队正在测试一种小型手持设备的功能。在启动手机上的应用后，该设备可分析土壤中的pH值、有机物和其他属性，然后将结果上传至荷兰的一个数据库，并可在10分钟内返回一份关于最佳肥料使用和营养需求的详细报告。该报告的成本只有几美元，它提供的投入建议可以帮助那些从未获得过任何土壤取样的农民获得更多利润，并减少作物损失。
全世界约5.7亿个的农场中，只有不到5%的农场样本可以进入土壤实验室，这是荷兰人所认为的一项挑战。瓦格宁根大学与研究中心动物科学集团（Animal Sciences Group）主管马丁·朔尔滕（Martin Scholten）说：“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我们的工作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总是在这里被提出，也是每次谈话的必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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