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全国总工会此前的调查表明，许多企业按当地城市最低标准支付工资，农民工为了增加收入只能大量超时加班。调查报告还指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劳资关系方面仍处于弱势的地位，难以要求更多的薪资。
全桂荣在走访中发现，普通工人如果不加班，就只能拿最低工资。而一般城市的最低工资，工人生存都是问题，更不用说是养家糊口了。
一方面是生活成本和物质生活期望值的不断提高，另一方面是人民币购买力的下降，刘徐和他的工友们近3000元/月的薪水显得过于微薄了。
城里无处安身
相比埋头赚钱、干完就走的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更希望能留下来，成为城市的一分子。事实上，很多人从踏入城市的那天起，就在为定居城市而苦苦努力。但户籍问题将他们的梦想无情击碎。
在全桂荣看来，农民工既是农民也是工人，他们同时拥有农民和工人两个身份。但很多时候，“脏乱差”成了农民工的代名词，他们在恶劣的环境中辛苦工作、艰难生活，却没有什么社会保障，“这是件很悲惨的事情”。
户籍问题成为农民工无法获得医保、社保等相应社会福利的根源。多年来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产品价格造成的剪刀差，不仅让城乡差距越来越大，也让城市户口成为“香饽饽”。大部分农民工买不起住房，城里的廉租房、公租房不会向外来人口开放。此外，子女教育等问题也在困扰着农民工。
全国人大财经委的调研报告曾指出，“当前，围绕人的城镇化，要把常住人口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逐步实现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家属能享受所在地城镇居民等同的公共服务”。
报告认为，鉴于进城务工农民及其家属数量巨大，只能逐步实现，可先解决举家迁徙或长期在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和随迁子女就学问题，加快推进养老保险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尹成基10月25日称，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尹成基特别强调，将积极引导城乡居民长期参保续保，重点做好农民工等群体参加职工社会保险工作。
这项政策固然能为农民工带来利好，但并不能彻底解决进城农民工的其他问题。在全桂荣看来，只有放开坚挺的户籍政策，农民工在城里居住才有保障；只有居住稳定，农民工的工作才能稳定下来。
回不去的农村
城市生活的巨大压力让刘徐不得不思考自己的未来，他认为以后农村老家的机会会比城里多，希望以后能回老家创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他不会回家种地。
近年来，随着原材料价格和用工成本的不断上涨，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的一些工厂相继内迁中西部省份，部分农民工也相应回到老家工作。不过在全桂荣看来，如果少部分农民工回家，或许不比留在城里差；但如果大部分人都回到农村，肯定没有工作机会。
事实上，很多新生代农民工再回去，已经很难再适应农村的生活。
刚开始，叶忠林觉得自己还是有可能回到农村的，“农村是我家，家人也都在农村。”但他后来发现，自己很难再回去了——他从来都没有种过地，即便种地，他觉得也养不活自己。出来一两年后，他曾回去过一次，但自己“连砍柴都不会了”。再者，农村很多地方正在大搞城镇化和征地拆迁，“估计(到时候)老家的土地都变成了工厂或商品房了”。
此外，叶忠林不愿回农村，还因为受不了老家人瞧不起自己这个穷打工仔。他说每次回农村老家，最大的感受就是老家人“很功利，要是有钱所有人都会到你家，没钱理都不理”。这让叶忠林从心理上开始疏远老家。
还有，“村里已经没有我的网络”，叶忠林回家感觉自己像客人，而回到城里的工厂又觉得自己是个外来户。
叶忠林发誓要留在城里，依靠自己的努力。
打工生活的艰难让他比在学校里更加意识到知识的重要性，他从东莞来到苏州后一直在自学法律，尤其是涉及劳务维权方面的内容。他还学会了熟练操作电脑。尽管叶忠林曾因在宿舍里看书而被工友们嘲笑，但他并没有在意这些。
打工期间的一次工伤经历，让叶忠林意识到必须要重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跟工友们一致认为，打工者的合法权益必须要争取，年轻一代农民工不能再跟老一代农民工那样继续容忍了，他们面对不公不能继续沉默下去。
这个仗义的西北小伙子，时常帮助有需要的工友讨要说法，包括工伤理赔等劳务纠纷。在工友们眼里，叶忠林的专业程度“不比一般的律师差”。
结束工厂生活成为叶忠林的目标，他希望能成为一名“社工”，为更多的农民工服务。
现在，除掉日常开销，叶忠林每月的工资还能结余2000元钱左右。他也在为以后结婚买房做准备，“有了房子就能解决户籍问题”。按照目前的政策，他只能靠买房子才能成为城市户口。但巨大的经济压力，又让他寄希望于政府能调整政策。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徐绍史不久前透露，截至目前国内已有14个省探索建立了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18个省根据国务院有关通知出台了具体实施意见。徐绍史认为，此举“初步为农业人口落户城镇开辟了通道”。
如果中国能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叶忠林能实现生活在城市的梦想，他就真正不用再回到农村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