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大体上来说，人们的工作必须具备足够的深度，需要让自己强大到不会轻易被机器所撼动。我不认为现在正在从事这类有足够深度工作的人们，会轻易被AI取代。
当前有两项重大的任务等着我们去解决。其一，是思考如何调配未来二十年大量被AI技术替代的工作者;其二，是我们的教育亟待改革。我们需要对我们的子女、下一代子女进行再教育，分析哪些工作不会被轻易替代，而不仅仅去幻想从事目前看似光鲜亮丽的工作。
投身服务业可能是其中一个选择。我们希望能鼓励更多人参与人际间的交往互动，建立机器人与人类的交流沟通模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这一点，而这些对于服务行业来说至关重要，AI技术能够使未来的服务业更被人们期待和尊重。
伊藤：日本人对于服务行业的看法就很有意思。日本人认为，服务业是与人打交道的工作。在日本很少有人带着好莱坞梦，为了将来成为明星而在餐厅打工，他们单纯就是喜欢在餐厅工作、热爱着他们的顾客，这样的态度完全刷新了我个人对于工作价值的认知。
我们有必要重新设定价值的评价体系。过去我在日本的时候，日本还是一个经济发展至上的国家。但如今，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转变。在以前，工作只是为了获得金钱，而金钱是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
但如果你基于你对工作技艺的精通程度去评价你是否热爱这份工作，同时改采你对工作的热爱程度来衡量成功，那么很多被归结为服务行业的职业其实都相当成功，服务本身可能谈不上伟大，也不在创造什么新事物，但这些当下从事的工作让你明确目标，支撑着你的生活结构，让你找到人生的意义。
我们应当少关注一点工作产出的经济效益，而更关注工作的目标和意义。举例来说，育儿应当是国家GDP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被视为家务，养育下一代对全社会而言至关重要，如果每个父母都能在育儿领域多花些时间，社会将会变得更好。我们在比较人和机器的劳动产出时，多半仅仅用劳动价值和工时长短来衡量人类的产能，却忽视了工作背后潜在的社会价值。这也是为何许多非计算机领域的科学家自去年起，也开始提出他们的观点。
李开复：另外一个重点在于，人类的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人们在竞争中，将选择更好的雇主和工作，同时取得工作技能与深度上的提升，逐渐成为各类专业能手和顶尖人才，甚至最后成为特定领域的首席科学家、最有价值的金牌球员、最受饕客追捧的明星大厨等。
但机器也拥有着属于它的全新定位。我们要做的是去思考在AI時代来临之际，如何保留一手的经验，如何为人类提供成长的空间，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为人类共同的未来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蒂姆：那么随着AI技术的普及，社会上的职业构成、各类职业对经济贡献的性价比会不会随之改变?例如，一个人周游世界开另类杂货铺，会不会比在办公室当一名白领赚得多?
伊藤：这正是另一个关乎整体经济的重要问题。 如果AI真能把整体社会的生产力无限提高到一个极其充沛的程度，那很多人可能根本就不愿意继续从事现在的工作，如今包括政府公务员在内，很多人在岗位上过度劳动，薪水却巨低无比。这些职业的确需要政策扶持和薪酬相关的补助，才能鼓励人们考虑选择那些看似低回报的工作。
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就是一个例子。当然我们现在没有那时代的奴隶制，但想象我们处在一个充满了艺术家、哲学家的社会，那时公民们关心的，会是资源分配是否公平、收入是否均等。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工作，否则就太不符合现代的经济法则。社会仍然需要人类劳动力，但人们将变得更富裕、更能投身内心真正渴求的工作，将会有更多的音乐家能心无旁骛专注他们热爱的创作、厨师们方能每天精心烹调让人赞叹的美食，他们周遭人们的生活体验，将会因此更为多彩丰富。
蒂姆：说到刚才的音乐家，如今他们挣钱的道路似乎更辛苦了。您觉得该由谁来支付这种额外收入?是政府?还是科技公司?
伊藤：目前的音乐行业，正随着流媒体技术、更趋完善的数字版权制度蒸蒸日上，可预见的是，数字音乐不会在近期没落，产业规则和行业规模随着技术平台而生了重大变革，整体音乐行业反而是在上升的。但是，我预见音乐产业各种独家约束制度仍然是个发展瓶颈。上世纪后期，在电视和传统音频媒介当道的时候，巨星经济、高销量唱片和企业垄断形成了当时的市场格局。但现在，这种体系已经过于复杂、而且不符合当今以技术平台为主流的发布体系。
李开复：不仅是音乐行业，其他的行业也存在着明显的问题。例如，专栏作家和记者们的前途也值得忧虑，他们依循传统媒体游戏规则都曾经历过获利颇丰的年代，而对于新的技术平台分发规则、更为AI自动化的媒体模式他们仍未做好准备，记者编辑们的专业地位也需要被重新检视与定位。未来型的AI技术公司将有机会赚得较高的经济收益，这些创新公司甚至能和前沿政府紧密合作，共同为未来世界的工作结构和薪酬制度，进行前瞻的规划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