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专注在培养数理化人才，为了训练符合上个时代需求的工程师、医师、会计师、律师等等专业人才，我们已经投资庞大的社会资源，导致很多人打从学习阶段其实就开始偏离了他们的核心潜能而毫不自知。在不久的未来，许多工作都能被机器取代，人们将从这种演进中被释放，真正投入我们擅长、我们热爱的领域。
蒂姆：让我们再来谈一下当前AI技术带来的经济收益。由于AI技术对于大数据存储、从业人员技能、辅助设施研发等领域提出了高门槛的要求，是否因而大部分收益都将集中在屈指可数的几家大型科技公司中?对于其他小型的创业公司，由于缺乏机器、缺乏数据集，AI技术的研发成本无疑是巨大的，您认为AI技术对经济结构有什么影响?
李开复：我觉得目前的体系会持续促使大型科技企业不断发展。他们有能力垄断资源、垄断数据，在商业利益和激烈竞争的驱使下，他们会不断竞逐更为精进的技术能力，为公司赚取更大的利益。对于较小企业，进入AI市场的难度的确比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创业高出非常多。
我呼吁行业需要大力推动AI生态系的开放性。创新工场北京总部和我们所投的创业公司体系中，已经启动了全新的AI技术相关研发工作，近期我们成立了人工智能工程院，带着孵化中国AI生态系的目标投入大量资源，招聘培训一批年轻工程师入门AI领域，展开可公开数据集的采集和标注，我们也积极寻求在中国和全球资本市场的融资和成长机会。
全球AI竞技场上，美国市场有Google、Facebook、微软，中国市场有百度、腾讯、阿里巴巴等行业巨头，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他们的技术极低程度会考虑开放出来，创新工场希望能够借此成为AI领域开放发展的倡议者和实践者。
蒂姆：我们之前提到，谁拥有数据上的优势，谁就拥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创新能力。那么非技术型公司什么时候能够真正采用AI技术，亦或是只能运用像IBM、Google、微软等公司的平台?
伊藤：随着世界愈发紧密互连，要以“赢家通吃”的玩法去垄断市场是越来越难。现在，如果某个个体试图进行垄断行为，会自动触发市场机制。市场竞争会形成限制：如果某方采取垄断动作，对标竞争的另一方会花数百上千万美元去找到超级优秀的AI博士们来迎头赶上。
现今人才培养的源头已经到位，但我担心，当某个企业实现了垄断甚或做上了寡头的时候，自然而然能顺势招募AI领域的全球才俊，吸引能够负担他们百万美金酬金的投资人，种种多方因素都正汇聚在一起。市场单方面依赖竞争机制进行调节并不完善，因此，我对开复和创新工场在中国推动的开放做法特别感兴趣。
接着我想说下一个经典的“电车难题”，虽然看起来有点偏题，但其实这个跟我们的讨论挺相关的。这个研究大概就是询问人们，如果街上一辆满载乘客的电车马上就要撞上一大群人，它应不应该立刻转向，牺牲车内乘客的生命，还是放任让车辆撞上人群。结果大多数的人都说，当然应该牺牲车内乘客的生命来保全更大一群人。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设计一辆无人驾驶汽车，你们会不会买具备这种人性道德的汽车?我是肯定不买。所以其实这就意味着，当我们只把责任交由市场机制，人们普遍都是自私的。
而且，就像开复所说的一样，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是不会激励大家分享数据、资源和市场的。传统的政府监管方式过去曾经行之有效，但在面对互联网的开放和动态结构，这种传统的监管方式将会失效。现在这些AI、比特币和其他所有领域中的问题，都不是过去十年二十年间学者们研究的题目，而是真正在资本市场能够快速赚钱的技术。然而相较于开放的互联网，行业不曾充分在开放场域来探讨这些技术衍生的问题和现象，这是我的担忧所在。
李开复：我们倒是尝试采用务实并直接一点的方法，用大公司跟大公司来抗衡。比如某巨头企业说他们能够提供数百万美金的资金，另一家巨头企业便说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昂贵的开放平台。我们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有效，但毕竟我们都是敢于冒险的资本家，这个策略肯定是值得尝试的。作为风险投资家，我们理解商场上凡事皆求回报，我们试图串联各方利益点，聚合成一条具有共通性的利益链条。
蒂姆：现今大家都能看到AI产出已经开始变得极具说服力，那么投入方面状况如何?谁在编写、改进算法，我们又怎么知道这些算法何时会被使用?AI技术的透明性又如何?市场能否避免AI这样的黑科技遭受偏见误区，或者避免AI技术被滥用?
李开复：我觉得目前有些公司采取所谓公开透明的做法，其实是很讨喜的宣传手段。但我也确实担心，下面这种两难问题会不会出现：一些公司选择通过自律或推动立法来限制错误发生，但另一些公司不会这么做。自然而然，比较规范自律的公司由于发展顾虑更为周全，相对发展速度上可能放缓;而较不顾虑错误发生的企业，反而可能成为最快速或最成功的那一方。
例如在无人驾驶技术的开发上，Google很小心谨慎，把保护驾乘人员和行人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技术不成熟就不推广;相反，特斯拉的AutoPilot就很激进，会直接把测试版产品拿给公众进行试验。然而现在看来，特斯拉造出好无人驾驶车的可能性还要更大一点。所以这个难题对任何规模、任何阶段的企业，都是一个道德层面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