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商博弈、官商一体的典型徽商代表莫过于亦官亦商的胡雪岩。”冯仑说。我深表赞同。
胡雪岩有个称号“红顶商人”， 凭借敏锐的商业嗅觉和与军界的密切联系，胡雪岩的商业帝国进入巅峰，最终又因为清廷内部的派系之争而“雪化岩崩”。
早年经营钱庄时，胡雪岩协助左宗棠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收复了新疆伊犁，将当铺和银号的生意扩大到全国。后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时，胡雪岩又进入药号和丝业领域。商业帝国最恢弘时，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政都握在胡雪岩手中。
19世纪80年代，在国际市场上的中国蚕丝业处境艰难、受尽排挤。外国丝商的联合压价使胡雪岩亏损重大。在加上由于协助了左宗棠而得罪了李鸿章，李鸿章在其与洋商的竞争过程中，设置各种障碍，使其一直处于被动状态，最终军界派系之争给了胡雪岩致命一击。
提及胡雪岩，冯仑也感慨颇多。他一针见血的指出，中国的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一言以蔽之，中国古代的著名富豪中，从范蠡、吕不韦到沈万三，其成功的一个共同要诀，就是官商一体。商人看中的事官员可以利用权势将政策向他们倾斜，通过钱权交易的形式获得某些特权。”
让人遗憾的是，明代中叶之后，徽商逐渐衰落，其中原因错综复杂，但封建中央集权下的抑商政策以及古代政商关系的畸形发展对其影响巨大。昔日繁华渐成泡影，让人唏嘘。传统意义上的徽商走向没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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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徽商能崛起的优秀特质有哪些？
改革开放后，破冰计划经济，市场水暖。安徽再次涌现一批优秀的企业家。
但在我看来，他们已非传统意义上的徽商范畴，更准确的说他们或者企业发迹于安徽之后扩展全国甚至走出国门，并非以地域、宗族和血缘为纽带形成商业派别，自身亦没有或较少强调安徽的地域性或源远流长的徽商文化。姑且称他们为新徽商。
除了重儒，流淌于传统徽商血液中的优秀特质，亦被新徽商润物无声地继承下来。
第一、重诚信、敢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