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被压制了8年后，1976年“文革”结束，对任正非来说“天与地”似乎倒了个个儿：1977年，任正非作为基建工程兵的代表，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见；1978年，33岁的任正非与众多院士、科学家、教授一起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1982年，37岁的任正非作为人大代表，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各种嘉奖铺天盖地而来，但已经习惯在做事中寻找自我价值的任正非，却对这些奖励失去了热情，奖品拿回来就分给自己的战友，甚至很多奖品都是别人帮他领回来。
辱不消极，宠不骄傲，通过14年的军旅生涯锤炼，任正非铸就了钢铁般的精神意志品质，养成了宠辱不惊、务实做事的人生态度。初创华为时，任正非之所以敢于在没钱、没技术、没资源、没背景的情况下，租了一个大房子、弄上大通铺，所有人吃住在里面，然后就朝全球知识密集型的高端产业——电信行业进军，是因为他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情况下，就干成过类似事情。其军队时期形成的行事风格也给华为烙下了低调、务实的印记。
联想董事局主席柳传志：
联想的成功与我在军队养成的性格有关
1961年，17岁的柳传志被保送到解放军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现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成为一名军校学生。5年的军旅生活，锻炼出了柳传志坚强、勇敢、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执著性格，而部队的管理制度、纪律文化又深刻影响着柳传志的企业管理风格。
创办联想时，柳传志处处以解放军为师。外界曾评价联想是一家军事化氛围浓厚的企业，对此，柳传志坦诚：联想的成功与他在部队养成的性格有关。
在联想，有个很知名的培训——“入模子”，新员工入职后，都要接受的集中培训，包括：做操、唱歌、喊口号、听创业元老讲奋斗史、学习公司的制度、了解公司的发展愿景等等，目标是将新员工塑造成思想、目标、精神、行为与联想要求一致的“形状”。
而这一手段，柳传志直接取师于部队，他说：“军人一入伍，就要‘忆苦思甜’，要明确为谁来当兵为谁来打仗。当时连续三天，我们停止一切活动，要共同回忆家里面的历史，回忆旧社会的迫害，有时大家简直泣不成声。现在我讲，做企业、带队伍的第一条就是要让员工做事有积极性，受到激励，这和让战士爱打仗是一样的。确实是因为这种氛围一旦造出来就非常厉害，对提高企业执行力有极大的帮助。”
90年代初，联想开始执行“开会迟到罚站制度”。执行之初，被罚的第一个人是柳传志在中科院的老领导，此人帮助过柳传志，年龄大、威望高，场面很是尴尬，但柳传志心里明白“企业做什么事，就怕含含糊糊，制度定了却不严格执行，最害人”，所以即使罚站老领导时，柳传志不自在到出了一身汗，但还是坚决执行了下来。会后柳传志找到这位领导说，我今晚到你家给你罚站……
“开会罚站制度”一直实行至今，长达20多年，柳传志自己也被罚过三次。管理着全球几万人的柳传志，通过铁的纪律确保公司的执行力不打折扣，因为部队的经历让他明白：铁的纪律就是铁的战斗力！
军校时，一位老师讲述的亲身经历，让柳传志终身难忘。辽沈战役中，柳的老师所在的部队协同黄永胜（林彪的四大金刚之一）部队作战，总攻的时间马上就要到来时，柳的老师部队还没有占领某制高点。黄永胜勃然大怒，换上了自己的精锐部队，很快就攻了下来。“那些战士根本不怕死，一个个往上冲，就是那种劲头。部队的这种精神不得了，为达到目标不顾一切。”柳传志说，“这种一往无前的精神在我心灵深处埋下了种子。”
“联想有时也会遇到一些情况，没法退，只有死攻，一定要不顾一切地把这件事情做完。”这是柳传志从军校学到的做事信念。
很多人评价联想公司纪律严明，执行力强，柳说：“这一点实际是在部队里面学的。军队的执行能力，融化在我的血液中。对比我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时候，科学院的科研人员特别喜欢完不成任务以后，强调当时遇到的困难。军队不讲这个，军队只讲功劳，不讲苦劳。为了达到预定目标，要把最坏的情况想清楚，这样才可能达到总目标。”
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
每每想到部队的苦日子，
心中的委屈与不满顿时烟消云散